一些本应由法律（甚至刑律）来调整的行为和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却常常属于礼管辖的范围，法律的适用被限制和排除，比较常见的如婚内强奸、家庭暴力、对亲属犯罪的窝藏、包庇行为等。

比如，《职制》第129条规定：诸乘驿马赍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把定性与定量导入罪刑关系的评价体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13)参见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比如，《擅兴》第235条规定：诸在军所及在镇戍，私放征、防人还者，各以征、镇人逃亡罪论。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5.定性+比例大小 地方官所管辖区内或户主田地有荒芜，就以所荒芜田亩占全部田亩总数的比例多少，作为审判官量刑的指南，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比如，《户婚》第152条规定：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在茫茫的法海里，法律不过是一些岛屿而已。

通过良法走向善治，这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并获得全社会一体遵守，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德主刑辅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它表达的是仁政礼治主导治国理政，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关系，很明显这与我们当前强调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同一性不足，它们之间有根本区别。文章来源：该文系作者在2016年12月14日在泰安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齐鲁论坛上的讲演整理稿。

就今天的论坛主题而言，我们可以说，法治的效应是广泛的，它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应当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但在我们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家庭基本上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

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也有类似于商鞅变法的变法运动，管仲、李悝、韩非等都是重要的法制理论家和实践家，还有从最早的成文法《法经》到最后的一部《大清律》等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司法是国家法治的重要装置，是人权法治的最终屏障，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是现代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加强法治与司法的关系主要关涉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这里则主要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重构。由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社会规章制度体系三大制度板块构成的法制度体系，铺就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三条战线，在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法治，努力建设一个讲规矩的执政党、一个讲规范的国家政权、一个讲规则的社会，目标是推进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政府总理有三句话，其中前两句是法不禁止即可为法不授权不可为，引导着政府放管服改革，向市场放权，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作用。换一个说法，仅有法律无法撑起中国法治的蓝天。另一个关键点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从国家法律体系扩展到更大的法的体系，这是立足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与法治的关系而言的，法治不仅支配国家法律制度，还要驾驭党内法规制度和社会规章制度。控制和规范公共权力，保护和实现公民和社会权益，这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一个基本社会概念，历史上家也曾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现在强调的德治主要是指以德治官，也包括以德治党，还包括社会以德治理。

什么是法？撇开纯粹法理学，以法律社会学角度看，法不同于法律，实际上法的概念比法律的概念要大得多，我们也可以将法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法的概念之下是法律，与国家制定的法律并行的，还有社会规章、党内法规等法的形式。如果我们身边的法律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瑕疵，比如，存在歧视性规定，容忍刑讯逼供、钓鱼执法和选择性执法，为警察留有过度的裁量空间，散落着大量无视甚至贬低人格尊严的条款，等等，上述现象越普遍，我们距离法治就越遥远。

所以我认为已经进行到第七轮的五年普法宣传规划及其组织实施应当加强两个侧重，一是侧重于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让全民学法尊法用法守法，目的是让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权益走法律途径。这里就需要区分法与法律这两个概念。我们还期待着各级政府和部门能够交出信息公开合格的答卷（第三方评估政府和部门信息公开的合格答卷不多），期待着正在展开的基层换届选举依法真实地反映选民意愿（辽宁贿选案让人们对民主选举忧心忡忡），期待着司法体制改革带来让每个司法个案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局面，……中国法治建设的课题很多，时间的关系，我把第三点心得集中在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上，强调加强法治与司法的关系。二是制度系统落后，依法治校、学生主体地位的调子唱的很高，但权力制约、权利救济制度或者不足或者无效。二 将法与法律区分开来，强调法律之外的其他法规范的意义，尤其要发挥它们在治理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与大家交流的第一点心得，在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法治，关系着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加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就是依法治权、治官与以德治权、治官相结合。

以案说法，我们大学的治理离法治还有多远就可想而知了。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对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权形成制约，检察院通过行使监督权对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权形成制约，这是一府两院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社会性，是重塑家庭、重构社会的重要资源，当然它对治国理政也有重大影响。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已经成为实施依法治国的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个新的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一是依法执政，二是法治社会。

我们经常说到的司法独立，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要求监督者独立于被监督者，审判者独立于当事人。当社会道德不断滑坡、社会严重失范，道德和社会规范不足以支撑良好社会局面的时候，应当让法律与道德并肩作战，让法律在通常的社会自治领域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法制维护封建专制，权力本位观念支配一切，不可能有这样的价值追求。我们坚持将家庭养老作为一章保留下来，主张建立国家支持家庭养老制度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养老制度，家庭养老能力不足可以获得国家扶持和社会支援，但不能淡化家庭养老的责任。

胡适在《道德与规则》中说。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实施这一方略带来了十几年的政治红利，法治也在党的十八大上获得了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地位。

总理三句话的最后一句话法定职责必须为是针对政府及其部门怠慢职责、不作为而讲的，我们期待着脸好看、事难办的状况能够尽快改观。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期，人们已经或者说正在形成关于依法治国的共识，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官员行为纳入法治轨道。

但相对来说，现代法治文明更具有国家意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权力制约是一条政治规律和法治原则，建立什么样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围绕治国理政展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对话，勾连传统制度文化与当代法治精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对话无疑是必要的。非常荣幸与王蒙前辈同坛论道。三是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如果说党内法规上的道德要求高于国家法律上的道德要求，那么可以说，社会规范里的道德要求要多于国家法律上的道德要求。第二条意见是针对课本中出现的法律知识、事例和案例难以贴近中小学生日常生活、法律孤立于其他规范等现象，认为有必要在写给中小学生的法治教材中，将日常生活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和一些相关的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协调起来，将培育中小学生规则意识、守法观念作为中小学生法治教育的基础，将规则意识和守法观念融入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从学好、用好、尊重、遵守身边的规范，尤其要学好、用好、尊重、遵守学校的制度规范做起，为法治教育奠定一个基础。

从全民守法的角度来说，基础是规则意识，党内的守规习惯、社会组织内的守范倾向，都是守法的基本表现。12月12日，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接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家教家风、家庭传统和家庭功能的重要性。

北京雷洋案还没有最终结论，但已经引发公安加强对警察盘问权、强制权的进一步规范，严格规范执法过程。在老年法修改过程中，对如何防止啃老现象、如何促进常回家看看等内容是否写进法律有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这都属于道德范畴，写进法律就是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这些人物以及它们的主张及其转化的制度和实践，构成了封建君主治国理政的一个侧面，对封建官吏甚至皇帝都有约束作用。山东的一所高校学生状告母校，原因是学生曾受过留校察看处分，学校因此不颁发学位证书，法院最终判决学校败诉，败诉后的学校以如果颁发学位证书，学校还怎么管理为由拒绝执行判决。